刘范弟: 从双抢到高考, 没有请假一天复习功课

　　自1966年停止高校招生，中国的大学和中专实际上已经停办，已经好几年没有招生了。1970年，清华、北大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此后，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陆续恢复招生。当时的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并不需要进行统一的文化考试。

　　直到1973年，阳罗公社才进行了第一次大中专学校招生的推荐工作。自愿报名的人太多，各大队推荐上来的人不少，公社领导很难取舍，为此还在公社中学举行了一场文化考试，说要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推荐名单，实际上多了一道可供操作的程序，为领导的最后推荐人选提供理由。

　　那次考试形同儿戏，试题甚至都没有油印，就在考试现场随便地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当天上午的考试结束后，我很好奇考了些什么，吃过午饭，就溜到考场里去察看。上午考的是数学，黑板上的试题还未擦去，一共三道。我仔细看了看，不禁哑然失笑，真是太容易了，甚至比我1965年考初中的算术题还要简单。其中的一道题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一块6.5亩的水田，按行距6寸、株距5寸的标准插秧，请问这块水田一共可以插多少蔸稻秧?我想，这难道是大学招生的试题吗?真是太儿戏，太荒唐了!

　　1973年阳罗公社推荐了谁?我不清楚，反正宝成大队没有谁被推荐。1974年，洲子上的吴芝元被公社推荐到县里，但最后却被刷下，没有去成。直到1976年，“文革”期间的最后一次大学招生，大队长的准女婿，跃进十三队的罗志连才被推荐上了湖南农学院。罗志连也是“文革”十年中，跃进大队14个生产队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

　　文革结束了，中国社会各方面开始逐步走上正轨。1977年10月21日国内各主要媒体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宣布1977年的高考将于一个月之后举行。我从当天晚七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听到这个消息，心情非常激动。

　　小学毕业已经12年了，多少个夜晚，我都梦到坐在课堂里上课，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解;多少个清晨，我到江东附中和沅江五中去挑大粪，看到那些在晨曦中伸展身体做广播体操的学生们，我都会停下脚步，久久注目久久徘徊。我太想回到学生时代，重温一回我的读书梦!

　　我仔细地听着广播，生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当听到“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报考”时，我简直要欢呼起来，没有规定非要高中毕业呀!我一定要去报考试试，虽然我不大可能考上，但我至少可以体会一下考大学的滋味啊!

　　过了几天，阳罗公社设在公社中学的高考报名点开始接受报名，早饭之后，我抽空去了下，想看看我究竟能不能报名。来报名的人非常多，报名处的教室里拥挤不堪，都是本公社的青年人，大半人都互相认识。大家兴高采烈，打着招呼，互相议论着打算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有人说学航海好可周游世界，有人说学航空更好可翱翔蓝天，有人想报北大学政治可当大官，有人说自己普通话好可报北京广播学院。人们议论纷纷，争得不可开交，一脸憧憬，两眼放光，似乎考上大学不过是小菜一碟唾手可得。

　　教室墙上贴着报考须知和报考条件，我一条条地仔细看着。身份条件有农民一条，我是农民，这不成问题;学历条件为高中或同等学力，嗯，这条也没问题，报名点老师我认识，这条可以过关;再往下看，看着看着，我的心情直往下跌，大学之门并未对我敞开，“未婚”的规定把我挡在了门外，半年前我刚结婚。我不甘心，再往下看，“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一条让我看到了一点希望，但马上“须由有关部门提供证明或有正式发表的成果”的规定又把我刚燃起的希望浇灭。我的梦碎了，只能惆怅地离开了报名点。

　　好在我弟能够参加这次高考，我郁闷的心情稍稍缓和了些。范一去年进五中，此时刚升二年级，明年才高中毕业(那时高中学制两年)，按规定还不能参加高考。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已于7月毕业离校，沅江县教育局打破常规(或许省教育厅有指示)，允许各高中在校的二年级学生参加高考。范一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是突出的，其班主任陶德华曾到我家来家访过，他对范一考大学寄予很大的希望……

　　春节前夕，工地散棚，我们回家过年。没过几天，就听说跃进六队的杨顺奇被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了;他是那年阳罗公社数百名考生中，收到录取通知的唯一一位。

　　没有考上的其他考生，许多人并未放弃高考的希望，他们到处搜寻资料，加紧复习备考。有的人专门请了长假，到沅江一中和三中(沅江的两所重点高中)办的高考补习班补习，准备再战即将到来的1978年高考。如公社中学的一位老师，他曾当过范一的班主任，“文革”之前高中毕业，他以“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的资格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却以几分之差而落榜;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高考，特地请了三个月的假在家脱产复习。

　　1977年的高考，我名都没能报上，我对高考已经死心，对有关高考的事情和消息也不怎么关注了。1978年的早稻插完不久，我隐隐约约地听说高考将在7月继续举行，还听说当年的高考将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在供销社的售书专柜，看到了一本薄薄的《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一毛多钱，我也提不起兴趣购买，高考已与我无缘，买它作甚?

　　大约6月中旬的某天中午，我仰在竹躺椅上漫不经心地听着公社广播每天都要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听着听着，一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即将开始报名”的消息让我一惊，我立马集中精神认真地听了起来。“今年的报考资格和条件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明确规定报考年龄可放宽到30岁，还取消了有关婚否及钻研成绩和有否专长的限制”，听到这里，我一个激灵站了起来，跑到屋外，真想冲天大喊几声。这个播音员的这句广播，真可谓是一声春雷，重新唤醒了我已经消沉的向往高考之心!

　　过了几天，高考报名正式开始了，我却变得犹豫踌躇起来。早在一年前，我已与父母分家另过，祖父归我抚养跟我一起生活，我如果真的考上了，他们的日子怎么得过?我也担心一般人的世俗眼光，我只是小学毕业，我去考大学，别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至于能不能真的考上，我倒没有多想;我只是太想去体验一把考大学的滋味，一想到我能够堂堂正正地坐在考场里高考，我就激动得难以自抑，我曾经是被剥夺得连上初中也成了痴心妄想的人啊!

　　报考?还是不报考?两个念头在我头脑里来回打架，搅得我好几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无法作出最后决定，我也不想与几个走得近的朋友商量此事，我不愿在事情还没有眉目时就被人嘲笑。父亲正在塞阳运河水闸工地上，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他的态度我不知道。我要是上了大学祖父仍要归他抚养，我丢下老婆孩子去读书他会支持吗?我不敢到离家不到五里的水闸工地去征求父亲的意见。

　　报名截止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终于下了决心，晚饭之后就去报名。那时出集体工，一般都是快天黑时才收工，吃过晚饭，已近九点钟了。我正准备到离家不到两百米、设在公社中学内的报名点去，父亲急匆匆地从水闸工地上回来了。尚未跨进家门，他就喊道：“范弟伢子!范弟伢子!你去报了名没有?”

　　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急忙迎了上去：“我还没有去报名呢!”父亲听我说还未报名，急了，声音很大地责备我：“你怎么还不去报名?今天晚上十二点就停止报名了，你还不赶快去!你难道不想去考大学吗?”一边就把手里拿着的一张卷成筒的报纸递给我，说：“今天我才看到这张湖南日报，上面登了今年高考的报名条件，你完全符合条件啊!一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我担心你犹豫不决，错过这次机会，晚饭都没吃，就往家里跑。”

　　我心里一热，泪水就流了下来，“知子莫若父”，还是父亲了解我啊!父亲见我呆立着，又催促道：“快去!快去!莫再延宕了!别的什么也不要想，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先报了名再说!即使没考上，也可以检验一下你的真实水平!”

　　我的心一下子就安定了，所有的杂念都已消遁，一门心思就是报考，我转过身来，往报名点飞奔而去。这时已将近十点，诺大的公社中学只有几间房子还亮着灯光，我跑进了最东边那排建筑南端的那间房子，那是公社中学教导主任彭行之的住房兼办公室，也是今年阳罗公社的高考招生报名处。彭老师还在屋里忙着，他正整理着桌上厚厚的招生报名登记表。

　　彭行之老师认识我，也知道我只有小学学历，但他并没表露出什么特异的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你也是来报名的吧?再晚一点就不能报了。”他也没问我要什么大队或生产队的证明(当时很多地方都要有基层证明才能报名)，就递给我一张表，让我填报。我交了五毛钱的报名费，开始填表。

　　填完之后，表上还要贴一张照片，此外还需一张备贴准考证。我好多年都没拍过照片了，这次报名竟忽略了还要照片这事。我正着急拿不出照片，彭老师安慰我说：“不急不急!你明天清早到阳罗镇照相馆去照加急，三天之内交给我就行了。”

　　就这样，我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以一个小学学历者和阳罗公社最后一名报名者的身份，在没有任何基层证明材料，也没有照片的情况下，顺利地报了名;如果彭主任打打官腔或者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那我的高考之梦恐怕就要就此终结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彭老师是我的第一个高考贵人，我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念着彭行之老师!

　　报名之后，我第一时间到镇上去买了那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读过大纲，我对考试内容有了大概的了解。六门考试科目(其中外语不计总分，可不考虑)，上千个复习要点，其中历史一科要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我都眼熟，在以前的杂乱阅读中曾经读过而且记得，可以说相当熟悉，并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其余百分之十几也有些印象，曾在读书阅报时浮光掠影地一扫而过，大致知道一些内容，究竟怎么回事，则不甚了了;语文则要差些，大约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要点还算熟悉，其余的就很模糊了;政治，时事政治部分，因常看报纸，我熟悉，理论部分则相对生疏，全部要点大约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熟悉;地理，则较生疏了，很多要点都不知道，大约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内容还算熟悉;至于数学和英语的要点，我就像面对一群陌生人一样，一个也不认识。

　　距开考的日子只有一个月了。此前我以为仍与去年一样不能报考，完全没作任何高考准备，既没收集任何高考复习资料，也没看任何有关高考的书籍课本。短短的一个月，我不可能按照高考大纲，对必考的五门功课进行全面的复习。根据我的基础、学科性质和我能找到的复习资料，我决定将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弃之不顾，集中所有时间和精力专门复习政治。

　　为什么只攻政治?首先，我只能找到政治的复习资料。范一在五中也正在备战高考，他考理工科，政治也是必考科目，五中给他们发了政治复习资料，是一本印刷的政治考纲要点解答，范一找他的班主任多要了一本，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语文、历史、地理复习资料，五中没有多余，范一不可能给我搞到，找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其次，政治的理论部分也是我的短项，我的记忆力不错，一个月之内完全可以将政治资料背熟，可以快速地提高我的高考政治得分。

　　至于放弃其余四门，一是因为无法搞到复习资料，没办法进行复习;二是即使搞到资料，语文和数学也不是仅靠短时间死背资料就可以提高成绩，迅速见效的，二者都要靠平时的点滴积累，打好基础才行;而地理，虽然可以通过背诵一些概念提高一点成绩，但没有资料也只能干着急。

　　在正式参加高考之前，我不想让本大队和生产队的人们知道此事，除了林九明这个走得很近的朋友，本队的人包括队长吴有政，都不知道我已经报考。安化老乡、公社秘书彭志训，他知道我报了考，很关心我，告诉我国家非常重视今年的高考，《人民日报》都发表了社论，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给考生复习提供必要的条件，考生可以请假脱产复习;他要我请假一个月复习，如果我自己不方便说，他可以跟大队领导打个招呼。

　　我不愿意请假，这样闹得动静太大，没考上不好收场，那我将会被口水淹没!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希望他为我保密，不要跟人说我报考的事。我每天照常出工，直到晚饭后，我才能躲在房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备考。

　　那一个月中，我真是拼尽了体力和脑力。正是盛夏，每天白天，赤日炎炎，我挥汗如雨，在暑气蒸腾的田里干活。前二十天还好点，我在棉田里忙活，锄草、打枝、杀虫，活儿还不太累，可以一边干活一边默记昨晚复习的内容。

　　高考前的最后十天，已进入全年最紧张最劳累劳动强度最大的“双抢”时节，我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领着八九个人的一个组，与另外的三个组一起，天未亮就下了田，天煞黑才能收工，每天必须完成六亩早稻的收割脱粒。高强度的割禾、踩打稻机、送谷，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人已累到几乎虚脱，干活时不要说背题，整个脑袋都已麻木。

　　我的备考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每天收工之后，吃过晚饭，疲累之极的我，只想立即上床睡觉;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高考，我只能勉强振作起来，拖着几乎散了架的身子，开始复习。屋内闷热非常，湖区的蚊子既多且凶，它们如成群的轰炸机，“嗡嗡”地叫着，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我要看书，无法躲避，也不能分心招架，没有办法，我只好穿上长衣长裤，又打来一桶水，将脚浸在水里，一举两得，既能防蚊又能降温。

　　我端坐桌前，一边看书，一边理解，一边记忆。读着想着记着，不要多久，上下眼皮就会开始打架，实在困得不行，我就跳进屋后水渠，将全身浸入水中，让头脑清醒清醒，回屋继续复习。直到夜深，明天天不亮还要出工，我才不得不上床睡觉。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7月18日，晚饭过后，中央台的新闻刚播完，公社广播接着就播了一条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凡被批准参加全国高校和中专招生考试的考生到公社开会，听取有关文件的传达和学习考试的有关规定;通知还说，各大队、各生产队都要高度重视这次高考，不得以“双抢”繁忙为由阻止考生参加明天的会议与接下来的考试。

　　听完通知，我既高兴又有些担忧。高兴的是日思夜想的高考终于来了，担忧的是我还没收到高考准考证，也没有得到准许参考的任何消息。我坐立不安，不知道上面究竟是否已批准我参加高考;我想或许他们忘了，或许等会某个工作人员就会给我送来准考证。我无心看书，直到夜深，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我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一个月的辛苦白费了，我的报考肯定没被批准!我无奈地上床睡觉，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高考梦难道真的破灭了吗?

　　天还未大亮，水渠对面又传来了盛美云队长呼叫社员出工的喊声。高考考不了，“双抢”还必须去干，我无奈地爬起来，拿起镰刀挑着箩筐下了田。割禾、踩打稻机，两个小时过去，收早工了，我挑了满满一担稻谷倒到晒谷场上，满头大汗一身泥水地回家吃早饭。早饭吃完，又要下田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我实在太不甘心了!我一定要到公社去问个清楚，为什么不批准我参加考试!

　　公社离我家不到两百米，我一身泥水地跑到了公社。彭志训秘书出差去了，一位姓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考生组考，我找到他，问他我的准考证是怎么回事。他一拍脑袋：“哎!忙糊涂了。别的大队我都通知大队干部来拿的，你们跃进离公社近，就忘记通知了!”一边就忙不迭地找到了我的准考证。我一把抢过了准考证，看到我的相片工工整整地贴在上面，忍不住就叫了一声：“我可以高考了!我真的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往田里跑去。

　　七队的社员们早就在田里忙活开了。吴有政见我才来，有点不高兴，语气硬硬地问我：“怎么搞到这时才来?你那个桶(过去打稻用‘扮桶’，收稻时一组八九个人用一张桶，称为‘一桶人’，当时已用打稻机，但仍沿用用过去的说法)的人在等着你这个‘桶长’呢!”我也不解释，直接就说：“今天我不出工了，我要去高考了!”说完，也不等吴有政答应，转身一溜烟就跑了。

　　当天晚上，林九明、刘志敖、黄双喜(黄双喜比我大一岁，新民大队人，18岁就担任生产队长，又当过新民大队民兵营长，其时由公社委派为工作队员在我队驻点帮助工作，与我关系很好，但我没告诉他报名高考之事)等到我家玩，他们对我去高考有些好奇。

　　黄双喜“双抢”时也一直在我队驻点，他主张队上作了一个规定：凡是连续十天下田“双抢”未请假的，队上奖励一个斗笠。当天正好满十天，我却去公社开考前会了。黄双喜跟我开玩笑说：“今天我兑现了二十个斗笠。好可惜!你今天去开高考会，这个斗笠你就得不到了!”

　　第二天， 7月20日，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天麻麻亮，我就起了床。洗漱完毕，吃过妻子为我准备的早饭，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衣，把准考证放到胸前口袋里，将口袋压压紧，把两枝注满墨水的钢笔插入，捋捋头发让它平顺一点，然后迈开大步向考场走去。

　　我到达设在公社中学的考场时，离开考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公社中学的十几间教室都已布置成了考场(当年阳罗公社四百多人报考，其中考大学的九十多人，占三个考场，其余的是中专考生)，此时的操场和各个教室走廊上，熙熙攘攘地散布着不少考生。大多数考生捧着复习资料抓紧考前最后二三十分钟看书，他们或埋头或仰头，嘴里叽叽咕咕地在背诵着什么。我找到了我的第二考场，靠着窗台静静地站在那儿，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就等着开考一刻的到来。

　　开考前十分钟，考场的门开了，考生们争先恐后一拥而入进了考场，我找到了我的座位，第三排的最后一个。我一屁股坐了下去，却觉得不对劲，坐凳摇摇晃晃地往左后方倾斜，似乎要倒的样子。我仔细一看，原来那坐凳少了一条后腿，用几块砖头垫着，且垫得低了点，因此倾斜。我赶快跑到考场外面找来一块砖头垫上，座位这才稳定下来不再摇晃。

　　我看了下整个考场，熟面孔还真不少，跃进大队的就有好几个，如九队的刘春生，十三队何燮庭的二女儿等，此外还有几位阳罗公社有名的才子，“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龚伯尧、童敏树等人。瞧着后几位那稳稳的坐姿、坚定的目光和自信的微笑，我的心开始打鼓，我怎么考得过这些人呢?

　　开考前三分钟，两位监考老师开始分发试卷。试卷刚发完，开考的钟声就响了。我打开试卷，卷头一行黑体字“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政治试卷”，直扑我的眼帘，我的心猛地一抖，啊!高考，我的高考!我终于能够坐在这里触摸到你了!这是在梦里吗?我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痛得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梦!我真的是在高考啊!

　　我拿起了笔，准备开始答卷。可是，我的手却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而且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我无法在卷子上写字，我的笔只要接触到纸面，就会不由自主地在纸上“笃笃”地戳个不停。我只能放下笔，深吸了几口气，先把试卷翻看一遍。试题都眼熟，几乎没有一道我不会的，我一下子就平静了，拿起笔“刷刷”地开始答题。

　　奇怪得很，我的手却不再抖，我完全进入了旁若无人的状态。平时记忆和理解的东西源源不断地从我脑海里流出，注入到我的笔下，变成一行行文字，渐渐地排满了试卷。我埋头挥笔答题，直到答卷终了，我才抬起头来，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开始检查试卷。一切妥当，没有遗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长嘘了一口气，放松下来，坐在那儿，开始观察周围的考生，想看看他们的状态。一些考生眉头紧皱，愁眉苦脸;有几个在仰头凝思，一动不动，就如老僧入定;还有几个在不断咬笔，扭动身子，东张西望;只有少数几个“老三届”考生，还在埋头书写。过了一会儿，监考老师提醒考试时间只剩十五分钟了，我就交了考卷，出场回家。

　　下午考历史。开卷一看，又是令我狂喜，这些内容我几乎都知道啊!然而我只是从阅读各种杂书和报纸杂志知道的这些知识，我并未看过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并未进行过任何的答题训练，也从未有意识地对历史知识进行过归纳整理，更从未听说过历史答题有所谓的五要素之类，要想答好这份试卷还是不太容易的。

　　所考的五种题型中，填空、根据年代写出中外历史大事件、在地图上标画出太平军进军路线这些题很好办，只须记得就可得满分，但即使全部答对也只有30分;名词解释(5题25分)和问答(论述)题(3题45分)才是得分大头，仅仅熟悉内容，但不能条理清晰地答全要素、分析因果和组织文字，那是很难得到一个好分数的。

　　如问答题的第一题，“从鸦片战争前后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分析我国怎样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可以写一篇小论文，即使你熟悉相关史实，但要答好此题也并不容易。老实说，我就是因为在漆树坑做篾工时，没有其它书看，反复阅读毛泽东的四卷《选集》，对其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篇看得烂熟，才较好地答了这一题。

　　至于另外两道问答题，“扼要举出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和“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三个战例，并说明其历史教训”，则只须阅读过相关书籍报刊，记性也不太差，答好还真不是什么问题。

　　历史考试，我比上午更顺手，更从容。两个小时，时间充裕，我不慌不忙地答卷，努力把字写得更好看、更工整些。考试中间，公社副书记兼招生办主任廖高明巡考来了。他在考场中慢慢地走了一圈，就停在一位老高中士后面俯身看其答题，好几分钟后，他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又走到另准身后，又是好几分钟，才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开考场。听说廖书记是老高中生，爱好文史，是个内行，我想他肯定是对那两位的答卷非常满意，这两人能考上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了。

　　第一天的考试结束了，我一身轻松、兴高采烈，一路哼着“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样板戏旋律回了家。时间还早，明天要考的地理我没资料，数学我也不认识它，无法看书复习，没事可干，我就到屋后水渠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回家扎扎实实地睡了一觉。

　　晚饭之后，大约九点钟的样子，父亲不顾一天的劳累，又从水闸工地回来了，他急切地想知道我考得怎样。我对父亲说：“今天考的政治、历史题目我都很熟，没有一题不会的，应该都能上九十分吧!”父亲说：“你吹牛吧!不过也可能，以你的底子，真的会有这个可能!”他很高兴，又说：“如果你真的能考上大学，我们家就扬眉吐气了。”

　　父亲放了心，明天清早要出工，他还要赶回工地去。我送父亲过了公社闸口，他对我摆摆手，说：“不要送了，明天你还要考试，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好好考吧!一定要拿下你可以拿下的每一分!争取我家出两个大学生!”

　　7月21日，高考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开考前半个小时，我到了考场，考场还没开门，我就在门侧等候。考场门边右首是陈老师的住房，他是公社中学的数学老师。进场还要一会儿，陈老师的房门开着，他不在里面，我认识他，就进了房子，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休息。办公桌上杂乱地摆放着一些书和学生作业本，一本数学课本打开着摊放在桌上正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书页中的一条定理：“侧面积：立体图形除去两个底面积的表面积，就是侧面积。”我顺手把书拿了过来，随便翻了翻，再没看到什么令我有点印象的内容。一会儿考场开了门，我就起身进了场。

　　开考了，不出所料，打开试卷后我完全傻了眼，整张试卷，从头到尾，全是陌生面孔，找不到一个“熟人”。我有点不甘心，又把试卷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这回终于有了一点收获。在第一大题题值4分的第二小题中，我发现了“侧面积”三个字，这不是刚才认识的新“朋友”吗!我大喜，就仔细琢磨起这道题来。

　　这道题是：“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a，求侧面积等于这个正方形的面积，高等于这个正方形边长的直圆柱体的体积。”哦，是求直圆柱体的体积，这个问题我在小学学过，马老师教过我们，不就是先求底圆的面积再乘以高吗?公式我记得很清楚：半径平方×π×高。那么，要求这个直圆柱体的体积，就必先求得这个圆柱体的高及其底圆的半径。现在既然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a，这个圆柱体的侧面积等于这个正方形的面积，高等于这个正方形边长”，那么，只要知道侧面积是怎么回事，此题的解答就毫无悬念了。

　　做完了此题，我又将整张试卷仔细搜索了一遍，却再也没能发现一个认识的角色。考试规定开考后半个小时才能交卷出场，时间还不到，我只能继续呆坐在考场里，看着别人答题，直到监考老师示意可以出场了，我才交卷。走出考场，教室走廊和操场上空荡荡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快出校门时，我劈面碰上了刚从外面回来的陈老师。他见我这么早就交卷出了考场，并没显出意外和吃惊的神色，只是淡淡地问了句：“这么快就交卷了?题目很难吧!”我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难不难，我完全不认识它们，呆坐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下午考地理。打开试卷，题目生熟参半。有些题目比较熟悉，如在空白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北京、山西、吉林、湖南、台湾、新疆、乌苏里江、渤海、南沙群岛的位置，我一挥而就;有些题目(主要是名词解释和问答题，共55分)不甚了了，心中无底，我只能连猜带蒙地作答。此场地理考试，直到考试终了，我才交卷出场;虽然有点郁闷，但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的情绪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7月22日，高考第三天，上午考语文。别的科目都是考120分钟，唯独语文考了两个半小时。语文基础部分(共70分)考得很全面，标点、实词，虚词、改病句、文言文翻译都有涉及，但却没考语法(划分句子成分);作文(30分)则有点出乎意外，不写文章，而是将一篇1700字左右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缩写到六百字以内(超过字数要扣分)。整体而言，语文考题不难，但要得高分也不容易。

　　基础部分我直接写在试卷上，一个多小时就做完了;文章缩写要先打草稿，写完之后，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字，就逐字数了一遍，结果还有七百多字，我只能重新缩写。草稿纸却用完了，我举手报告，请监考老师再给我两张。教室里已没有多余的草稿纸，那位年轻的女老师(我不认识，应该是其他区或公社中学交换监考过来的老师)赶紧到其他考室(或办公室)去找，大概两三分钟后，她喘着粗气跑了回来，将两张白纸递给了我。我担心时间不够，赶紧缩写，完后又数了下字数，这回已在600字以内。我嘘了口气，开始将文章誊写到印了方格子的试卷之上。文章誊完，终场的钟声也正好敲响了。

　　下午的外语考试我没进场，我仅仅认识26个字母，一个单词也不会，且外语成绩不计总分，没必要去考。其实我如果进场考，胡乱打勾选择题，或许也能拿个几分。

　　三天的高考对我来说，也是紧张劳累的“双抢”中难得的休息。争分夺秒的“双抢”中，能有整整三天休息，往常是想都不敢想，而且还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休息。

　　三天考完，我又投入到了紧张疲劳累死累活的“双抢”之中。我照旧每天带着“一桶”人割禾打稻，然而我却感觉到了周围的某些异常。有人替我惋惜，说我“只差一天丢了一个斗笠太不值得”;有人直言我是“老鼠子思得猫儿睡”，“刘范弟要能考上，那全国得办多少大学?”;有人说些貌似奉承，实则含讥带刺的话，“刘范弟去上大学，我建议队上杀两头猪，大家庆贺庆贺”。

　　大队支书孙安福来我队检查“双抢”，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那几天没把你烤熟?”我知道他们根本是把我参加高考这事当成了一个笑话，对我丢下“双抢”去考毫无希望的大学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恼怒，因为我堂而皇之地休息了三天，他们却无法对我作出任何指责。对这些风言风语我只能装作没听到，不能生气也不能反驳;幸亏我没请假备考，不然这些人说的话会更加难听更加过火。

　　大约8月20日左右的某天，天气已不是很热了，那天，我在田里给晚稻追施磷肥。中午收工，快走到队上仓库旁的时候，隔着老远，我望见母亲站在晒谷坪边的路旁，正满脸微笑地看着我。这是母亲从未有过的举动，我心里一动，莫不是有好消息了!我立即加快脚步向母亲跑去。还隔着十多米，母亲轻轻地喊道：“范弟!你考起了!你老弟范一也考起了哟!”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她脸上的皱纹条条舒展开来，她眼中闪闪地泛着泪光，那是母亲高兴的泪水啊!

　　我太激动了，我真的考上了吗?我拉着母亲，快步地往家走去。父亲还在水闸工地上，我刚进家门，祖父就迎了过来。他神情也非常激动，告诉我：“刚才公社来了人，说你高考成绩上了线，让你下午到公社去填表!范弟伢子，你真的不错!我没想到你还真的考上了，我都不敢相信哟!你真的是给我们家争气了。”他又告诉我，上午五中也来了人，范一已经到五中填表去了。

　　下午，我到公社去填表，一位从公社中学临时调来帮忙的金姓女老师接待了我，这位金老师是十四队伍先强的表姐。大约三年前的春天，某天下大雨，不能出工，我和伍先强到公社中学去玩，正碰上饭点，她曾带我俩到学校食堂去吃过饭呢。金老师还认得我，见是我这个熟人来填表，非常高兴。

　　她拿出一张纸条给我，上面记录着我的高考分数：政治90.7，历史91，语文73，地理60，数学3.8，总分318.5分。她告诉我：“初取的分数线总分文科为305分(理科296分)，你超过了十几分呢!”她又说：“这次高考考生太多，省里无法统一阅卷，只能先由各地区组织试卷初评，上榜的考生也是由地区初取，你们这些上榜考生的考卷还要拿到省里统一复评，然后才由省招生办组织正式录取。”她还告诉我，阳罗公社这次九十多名社会高考生中，仅我一人上了初取分数线。

　　说完这些，金老师拿出两张表，一张是高校招生录取志愿表，一张是高校招生政治审查表，让我当场填写。外省的学校我只填了武汉大学，本省则填了湘潭大学、湖南师院和益阳师专(当时称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政审则填写了本人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主要经历，以及配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填完表后，金老师又给了我一张体检表，让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前准时赶到黄茅洲地区医院去体检。

　　从公社回家，我见到很多送公粮的船只从镇上返回。这些船从我家屋后经过的时候，船上的人都会指着我家的草屋指指点点，说：“看!就是这家，两弟兄都考起了大学。”怎么大家都知道了，我有点莫名其妙，就问船上的人怎么回事。他们说：“你还不知道啊!镇上贴出了大红榜，我们公社的刘范弟、刘范一两兄弟都考起了大学!他们家不就是住这个屋子吗!”

　　傍晚时分，父亲和范一都回家了。晚饭过后，廖高明书记突然来了我家。还未进门，廖书记就高声喊道：“高考状元在家吗?我看状元来了!”我急忙迎了上去，很不好意思，说：“廖书记，快莫这么讲，我才考了三百多分，怎么能称高考状元呢?”廖书记说：“怎么不能!你就是我们阳罗公社的状元啊!九十多个考生，就考上了你这一个，不是状元是什么?”我请廖书记坐下，端上一碗凉茶，父亲也过来了，我们三人一起说着话。

　　廖书记说：“我当时在考场巡考，只注意了龚伯尧、童敏树两人，还仔细看了他俩答卷，认为他俩考得不错，想不到我完全没注意的刘范弟你考上了，他俩却落了榜。”父亲接过话说：“我这个儿子爱看书呢!可惜他没上过中学，不然还会考得更好!”廖书记有点吃惊：“他没上过中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廖书记又向父亲详细询问我的情况，以及父亲本人的经历，末了他说：“难怪您儿子能考上，这和您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范一与阳罗公社另外三名中专初取考生一起，步行二十多里，到黄茅洲去做体检。黄茅洲医院当时称为地区医院，由益阳地区卫生局直管，规模比一般的县区医院大，是沅江县东北部的一所中心医院;阳罗、草尾、黄茅洲、南大、泗湖山五个区二十个多公社的初取考生(包括中专考生)，都集中在这个医院体检。

　　体检全面而严格，外科、内科，身高、体重、听力、视力、心跳、血压、口腔、肛门、睾丸、肺、心、肝、肾，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查了个遍。此外，由于沅江是血吸虫流行区域，医院还要求每个考生留了粪便，查检是否感染了血吸虫。内科检查按压腹部，别的考生两三分钟就出来了;轮到我时，那个一脸严肃的瘦高个子男医生，在我的右腹部反复按压，整整将我折腾了七八分钟，弄得我极不舒服胃里翻腾几乎呕吐。

　　检查完毕，这位医生眉头紧皱，填了一张单子给我：“你今天不能回家，找个地方住一宿。明天早晨七点，不要吃任何东西，到这里来抽血做个化验。”我问医生：“我检查出什么问题了?要做化验!”医生告诉我：“你的肝大了一指半，我怀疑你有肝炎，要做个化验确诊一下。”我有点急了，想继续问问清楚，医生不耐烦了，一边向外推我，一边叫道：“下一个!”

　　我的肝大?我有肝炎?我好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辛辛苦苦复习一场，好不容易过线上榜，莫非我的大学梦将要止步于此?我的肝为什么会大?细想起来，还是缘自1975年的矮围漉湖。三个月的挑堤，每天十几小时超负荷劳动，我的体力消耗到了极点，工地伙食又极差，体力透支和营养缺乏，二者叠加，对我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1976年初从漉湖工地回家之后，我的右上腹就经常隐隐作痛，虽然不是很厉害，但却三天两头地发作;两年多了，一直如此，我也没把它当一回事，并没去找医生看过。看来，我的肝真出了问题，如果是肝炎，我的大学梦真的会破灭了。

　　有什么办法呢?走一步看一步吧!先去抽血化验了再说。范一已体检完毕，医生并没要他留下，我让他与其他考生一起回阳罗，我自己到黄茅洲那个我曾租书看的旅社，开房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到医院抽血，然后回了阳罗。离公社闸口还有半里，碰到了八队的童建康，我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一开口却是：“听说你有肝炎，你恐怕上不成大学了吧?”

　　下午，金老师找到我家来了。她把前天我填的那张政审表还给我，又递给我一张空白政审表，让我立即重新填写，她还要带回公社签署意见盖章，明天送到县里去。她对我说：“廖高明书记看了你填的表，他说不妥，要重填。他让我告诉你，你父亲解放前的那些情况就不要写了，只需填写解放后的事就行。”

　　在我和家人忐忑不安的等待中，九月很快就到了。二十号左右，听说四季红公社的胡旭曦已去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报到，沅江五中也有学生接到了录取通知，而我和范一却还没得到任何被录取的消息。转眼又到了十月中旬，五中通知范一前去复读。父亲知道范一今年录取已经无望，第二天就让范一去了五中。然而父亲对我的录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他不甘心就此放弃，他要到省招生办去打探一下消息。

　　三天之后，父亲从省城回来了。他告诉我，到长沙后一打听，才知道省招生办的录取地点在韶山。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韶山，录取现场——韶山宾馆门卫森严，要凭出入证才能进入，父亲无法，只能在门口守着。过了很久，里面出来了一个看上去像个官儿的高个子，父亲就尾随着那人，向他打听情况。那人倒还客气，听说父亲从几百里外赶来打听儿子是否录取，就询问了具体情况;然后又摇摇头，对父亲说：“今年的高校录取已结束好几天了，现在进行的是中专录取。你儿子如果还未接到通知，或许是因为身体原因未被录取，今年的希望不大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当然非常失望，但一颗久悬着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地。我想，明年再考是不可能的了，我的大学梦已经终结;但不管怎样，我也算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真枪实弹考大学，在与九十多个人的同场竞争中，我是一个胜利者，我的真实水平也得到了客观检验，这难道不是一场人生的宝贵经历吗!就这点而言，我不后悔也算没有遗憾了。

　　此后，我只能安安心心地继续下田劳动，并履行我的副队长职责。晚稻收完不久，大约11月中旬的某天，我到阳罗镇上去理发，理发店里人有点多，我坐在旁边等候。凳子上有张报纸，我顺手拿起来看。这是一张头一天的《湖南日报》，报纸头版中间的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为了满足广大有志青年的升学愿望，湖南省决定在今年已录学生的基础上，再增扩录取考生5000人。”

　　我的心猛跳起来，再增扩录取5000人!也就是说，在今年已经上线初取而未被正式录取的考生中，再录取5000人!我赶忙仔仔细细、从头到尾，将这条消息一字不落地看了一遍。不错，明明白白就是这个意思!我高兴坏了，也不理发了，拿起那张报纸就跑回了家。父母和祖父听我说了这个消息，也兴奋不已，为我高兴。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公社来人通知我，下午到五中去重新填报录取志愿。下午两点半钟，我准时到了五中。五中的办公室已来了六七个填报志愿的考生，办公室主任周应庭老师接待了我们。一张四开的纸贴在墙上，上面印着可供填报的学校和专业，我仔细地看着这些学校和专业。

　　学校不多，基本上是湖南本省的，如吉首大学、湖南大学衡阳分校、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益阳基础大学、郴州医专等等，且全都是专科性质;专业倒不少，文、理、工、农、医都有。我选来选去，可供我填报的学校只有两所，吉首大学和湖南师院益阳分院，吉首太远交通不便路费贵，我决定去益阳;专业呢?我本想报历史，上次我填的几乎都是历史，但这两所学校都只有中文，没有办法，我只能填报了中文。

　　录取通知是12月下旬某天到的。1978年冬天，阳罗公社没有组织冬修水利，垸内的园田化建设也已完成，这是自1972年下湖以来，我不用外出挑土的唯一一个冬天。田里没有其他农活，生产队就安排大家打凼子，大搞冬季积肥，为来年的早稻丰收打基础。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打凼子和积肥都不像以前一样搞“大呼隆”，而是承包到个人，到时根据所积肥料的数量和质量计工分。

　　通知书到的那天上午，我正在田里打凼子积肥。是个阴天，天气有点冷，我打好了一个凼子，就到渠道边坡上去挑淤泥(冬天水浅，事先生产队已统一分段排干渠水，将淤泥戽到渠坡上)。渠坡又陡又滑，淤泥又湿又重，我挑了两担，第三担起肩一用力，“啪”地一声，扁担断了。一个多月了，录取通知还未收到，我心里正烦，就把扁担一扔，拿起两只箢箕和铁锹就回了家。

　　到家刚一会儿，大队卫生员吴芝元来了。1974年招生时，吴芝元曾被推荐到县里，差一点就上了中专，后来到大队当了卫生员(赤脚医生)。她是送录取通知来了。邮递员偷懒，将挂号寄送的录取通知丢到大队，吴芝元就代我签收了。她知道我等通知等得心焦，立马就给我送家来了。我接过通知，连声谢谢，让她坐坐，她说卫生室不能没人，转身就走了。

　　经过这么久的焦虑和等待，此时的我并不十分激动，我平静地拆开信封，抽出一纸油印的录取通知，上面盖着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的鲜红大印;通知上说：“经湖南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我院中文科录取为1978级新生;请你持本通知于1979年2月8日准时到校报到。”

　　大学终于向我敞开了大门，我的人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刘范弟，湖南安化人，长沙理工大学退休教授。1965年高小毕业后失学，当过篾匠学徒、铁路民工、农民。1978年考入益阳师专中文科，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四年。1985年考入陕西师大历史文献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到长沙水电师院(长沙理工大学前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