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不必羞于言利
作者袁杰伟(右)。
只要涉及到利，文人们总是欲说还休，甚至羞于正面对之。仿佛一言及利，自己就“俗”了，就充满“铜臭”了。于是，或转移话题，或抿嘴而笑，或哈哈连天，罔顾左右而言它。
其实，文人不必羞于言利。
文人的这些表现，是中孔老夫子的“毒”不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于有这么一顶帽子悬着，文人总是担心这帽子会扣到头上来，把自己变成“小人”，损害自己的高大上形象。
真是大可不必。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财，君子也是爱的，君子也要靠财才能生存，不能脱俗。
既然爱，又何必羞于言之、对之?只要是以道取之，又为何不取?
确实，社会上存在这么一种成见：认为文人是不言利的。正是在这么一种成见的支配下，文人的嘴被封得紧紧的。
我也曾经深受其害。
有人打来电话，把你一顿吹捧，说你的文笔如何了得，这座城市也就只有你能够写了，你是本城“第一支笔”。
“第一支笔”!这顶帽子真的美啊!
我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还没有被吹晕，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着。
接下来，他就要请我吃饭。
当然，这是不好拒绝的。
于是去了。
饭桌间，温柔的刀子便捅了过来：我哥哥在一个村里扶贫，要写篇文章宣传一下。
饭还没吞进肚，此时落在咽喉里已是进退两难。但退是退不出的，只能进，进当然是痛苦的，每一粒饭都伴着血和泪：写文章是个辛苦活，写这种文章肯定是没有报酬的。
好不容易强颜欢笑把饭“吞”完，想说有急事要走，人家茶上来了，还夸说哪里哪里来的好茶。不喝几口显然是过意不去了。想象征性的喝几口便急急要走，他当然不好留了。于是又让他哥哥开车送我，临走还到地里摘个瓜给我。
礼轻情义“重”啊!
何况那瓜还很“重”的。
谈报酬的口，便被一道道的“情义”封得紧紧的。
之后埋头苦干，还把文章发了出来。拍照发给他看，竟是从微信里回了一个“哈哈哈”。
我感觉我真的很犯贱!
大同小异的事经历了很多，但我总是不思“悔改”，一再受到伤害!我自己感觉到真是不可救药。
吃了了千百回“堑”，我才长了一点“智”。
一个小吏因在工作中跟我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他说他的父亲一生传奇，可以写一本书，问我是否愿意。
我想，既然“传奇”，当然可以写。小吏很实在，主动问要多少钱，我便开了价。小吏说可以。
小吏便约我与其父相见，聊了一两个小时。当我说到“价格”时，小吏说“这事我俩单独说”。
但我跟小吏“单独”在一起时，“小吏”只说“咱们两兄弟谁跟谁”，只字不言“利”。我感觉颇不靠谱，便拟了一合同发过去，合同约定先打一半预付款才“开工”。从此，再没有小吏的消息。
我很庆幸自己真的长了一点点“智”。
有某扶贫干部，请他单位一个文化名人约我去采访。名人电话里只说那村有料，既然有料，我当然愿实地考察一番。一去得知，他想把“料”加工成戏，搞活当地旅游，最缺一个剧本，意欲请我执笔。扶贫干部极尽谦卑，一口一个“主席”，还说事成之后要授我“荣誉村民”，临走之时还亲自到地里摘了西瓜让我路上解渴。我真的是有点感动了。然而，一想到写一个剧，没有几个月日夜苦熬是出不来的。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满他的意，满他的意他要不一定能把这戏弄出来。没有规划、没有投入，这纯粹是空想社会主义。他满腔的的美好愿望是注定不能实现的。我便背着“拜金主义”的骂名，硬是没有动笔。
当今的文人之中，以书画家的日子最为好过。他们的作品有“润格”，也就是有定价标准，是按平方尺量的，操作性很强。
但码字匠的作品是无价的。虽然著作权法中规定了千字几百元的标准，但往往不能兑现。而且，好的文章，千字数百元怎么够?一篇《桃花源记》，不足千字，如果发在报纸上，稿费不会上百元。一首《虞美人》，区区数行，就按五元一行算，也只区区几十元。
前不久，有人约我为某地施行公筷良俗写一“记”，刻于石上。我实地采访一天，回家拈数茎须，“记”成，不足百字。约我者是老领导、老熟人。此“记”开不开价?如何开价?我真有点作难。
作家的稿费只能双方约定，一稿一议。但作家偏偏又没有这么厚的脸皮，往往一句“谢谢”就把花了几天写出来的文章打发了。
如此当作家，不穷死才怪?
前不久我装修了一套新房子，请的是“游击队”，一天赚一千多元稀松平常。“师傅”可是不轻易动手的，一动手就是钱。“农民工”的工资真的高得可以。怪不得一个高中生毕业之后父亲不让他上大学，让他跟他学手艺，结果“钱”途果然大。
作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了，像曹雪芹一样“举家食粥酒常赊”，那么他也无法获得最基本的为人尊严。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又能写出什么样的好文章?鲁迅当年的收入可以请一百个保姆，没有如此高的收入，鲁迅的“硬骨头”从哪里来?
文人不能当生活的“傻白甜”，他们当然要义无反顾地履行文学的使命，弘扬真善美，塑造美的灵魂。但当作家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一些为“稻梁谋”的文字时，应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文字开个好价钱。(袁杰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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