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晨辉：骂人也有文化了？
方言写作，由来已久。
前几年，上海一作家出了部长篇小说《繁花》，全用上海方言写成，获得茅盾文学奖。那里面的语言，生动得很，即便其中人物偶尔来一二句骂人的话，也趣味十足。但用上海话骂人，软语系列，也许正适合春暖花开，令人舒舒服服。而《金瓶梅词话》里的人物开口骂人，仿佛麻辣烫，胃口不强的人估计消化不了。比方潘金莲骂武大，一句：“呸，浊才料!”武大在家中之萎鼠便出。
潘金莲这张嘴，以及她骂人的方言，即便单独罗列成书，亦可供民间师法——当然，如今已是文明社会，不出也罢。第二十二回中，她去藏春坞山子洞儿里寻西门庆，撞见了蕙莲。她无名业火上升，问道：“贼臭肉!你在这里做甚么?”蕙莲哪敢久呆，一溜烟走了。肉前面，加上一臭字，又加上一贼字，金莲之嘴，恶臭也!
在骂人方面，《红楼梦》中王熙凤那张嘴端的厉害，有几个令人不齿的字是常常一蹦而出。不过，那种骂，如果到了《金瓶梅词话》里，便属清汤淡水了。《金瓶梅词话》里人物一开骂，清水是煮不出来的，有的简直像刀，直接剖开魂魄。蕙祥骂蕙莲，那个痛快，那个生动，当今的街面上大概已成绝版。听听：“贼淫妇，趁了你的心了!罢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时运的爹娘房里人，俺每是上灶的老婆来?你我生米做成熟饭----你识我见的。促织不吃癞虾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几句骂，就将两人的社会地位，以及蕙莲已紧紧依附在西门庆身上的感觉，全扯出来。
仍旧是那句话，兰陵笑笑生真乃贯穿古今的小说大师。不说别的，仅凭他对市井语言的运用，无人匹敌。小说是世俗的艺术，我们现在那么多写地域的小说，关乎语言，无法望其《金瓶梅词话》之项背。王小波是反对用方言写作的，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赵树理等人用方言的不合理，说什么这类小说读多了，人就会变得没文化。即便王小波，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问：赵树理的方言，哪里用得不对了?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极棒，又通俗，又好读，读多了，估计还能提升文化。又说到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里面一些骂人的上海方言，读来似乎也无大碍。诸如：瘪三，瞎卵搞，下作，等等，一口气读来，我倒真感到了一种浓烈的上海民间文化，哦，原来那些精致的上海人，也不是生活在大观园里。但《繁花》中方言的感觉，还不及《金瓶梅词话》中来得妥贴。
第二十八回，陈经济因鞋戏金莲，潘金莲一连笑骂陈经济的那几声短命，美妙不可言也。第一声，贼短命!紧接着，怪短命!又接着，好短命!最后来一句，好贼短命!什么也不用说了，这一对男女的私情，几声短命顿显风情。
《金瓶梅词话》的确是一本写市井集大成的书，各类大小人物，他们的言语一出，身份地位、社会背景皆出。尤其里面各色骂人的话，生动异常，妙趣横生，读来如饮烈酒，好过瘾的。至于文化背景，我敢说，那些方言俗语，是北方大地一代代相传的家常话。无论东西南北，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血肉相连的语言，这是根脉啊!正如沈从文回到湘西，说市井最深处藏着一本书，那里面的语言，大学里的教授是写不出的。
又说到用方言写作的话题。试问，如果当今王朔不是生在北京，而是生下另外一个小地方，来写小说，语言有那般生动有趣么?我们那时都把王朔的文学叫痞子文学，然而，通过这几十年才感到，他的语言，是纯正的京腔，即便调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小说的语言透出北京人的文化、生活状态，俗是大俗了，但大俗即大雅呢。我猜想兰陵笑笑生当时写《金瓶梅词话》，起初也许考虑过用文言，但一想到自己的小说是要在市井里流传的，所以就用了最通俗的方言。你敢说他写出的不是文化吗?如果硬要用现代的文体写作扯到《金瓶梅词话》上面去，毫无疑问，做为小说，它是那个时候最先锋的文体了。
也许后来曹雪芹写《红楼梦》学习《金瓶梅词话》时，除了结构、故事等，语言方面占了相当的比重。尤其是那些主子骂奴才的对话，我觉得《红楼梦》简直有移花接木之神奇。比方《金瓶梅词话》中主子骂奴才，常用的一句：贼囚根子!这已经把身份一下就分开了。此乃骨子里的鄙视啊!所以当《红楼梦》里林黛玉厌恶刘佬佬，一句“母蝗虫”，说句实话，我从此就很有些厌恶林黛玉了。她的嘴与潘金莲的嘴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当潘金莲一句“怪小肉儿”冒出时，那小说的妙趣横生，究竟与文化挨上了多少边?
曾晨辉，男，湖南实力派作家之一，新化县作协副主席。其散文《春江花月夜》被选为2007年上海市春季高考现代文阅读试题，另有散文多篇被《初中生》以及《名苑经典美文》作为名家、赏析美文专题推出。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市井散记》、散文集《缺书年代》《思乡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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