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班车，载走了我的青春
时代跑得真快，快得像一阵还没来得及攥住就散了的穿堂风。
如今，我握着方向盘，平稳地驶过宽阔的水泥路，车窗外的村庄一掠而过——干净、安静，像一幅裱好的画。
但目光所及之处，总容易把我拽回九十年代初：那条通往彭家村的泥巴路，和那辆颠得能把人骨架摇散的老班车。
我的老家在新化县白溪镇彭家村。
在外人听来，彭家村不过是地图上不起眼的一个小点，但对我来说，却是全部的来处。
村子嵌在三镇交界的褶皱里：左边翻过石高岭可去孟公，右边顺着六组往福九佬组方向走，就接上了琅塘镇的大桥村和石门村。
说是交界，倒更像被几座山随手撂在一旁。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出村一趟，骨头缝里都得攒上好几天的劲儿。
那时，村里人想添置点像样的物件，得先走上半个钟头，到五华里外的檀山村码头坐赶场船。
船行得慢，水色青绿，人坐在船舷上，心里的焦急却像水底的暗流——每一次离村，都是和泥泞、和遥远的一场拉锯。
真正的松动，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当时，乡政府还叫何思乡，从农科村往我们彭家村，修通了一条全长约六公里的“农彭公路”。
路一到村口，就像给闷了太久的村子推开了一扇窗。
到了农科村，再衔接上县道，那里就有直达新化县城的班车。
但那条路，放在今天实在算不得“路”。
纯粹是黄泥夯出的路基，两边荒草疯长，更有自己的“脾气”。
晴天，风一过，黄尘漫天，人走一趟，头发眉毛全挂上灰，像刚从土里刨出来。
雨天，又翻脸成烂泥塘，坑洼里积着浑浊的黄水，一脚踩下去，泥点子能溅到后脑勺。
偏偏，就是这条“晴天吃灰、雨天吃泥”的农彭路，在修通的第二年，拉来了那辆改变许多人命运的老班车。
班车从彭家村出发，晃晃悠悠直通新化县城，沿着两侧笔直的农田，途经太阳，到横阳(今孟公)，再从西河一路颠进县城。
那一年，我刚二十出头，南方正掀起打工潮，农彭公路沿线三个村的年轻人像羽翼初丰的鸟，急不可耐地想要飞出去。
而那辆班车，就是送我们去新化、再转火车南下的唯一渡口。
记忆里的班车，从来都是“塞”满的。
离发车还早，车门边、车窗下就围满了人，蛇皮袋、棉被卷、塑料桶，五颜六色地堆了一地。
车厢里挤到肩膀叠肩膀，转身要喊“借过”，连空气都被压缩成汗味和烟草味的混合物。
车顶上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化肥、货物，甚至笼子里的鸡鸭都绑在上面，绳子勒得绷紧，车一动，整个车顶都在吱呀作响。
那时，没有“超载”这个词，也没人抱怨拥挤，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走出去。
最难忘的，是雨后的那段“长征”。
班车一进农彭路，就像上了战场。
浅坑还能硬冲，深一点的泥潭，轮胎只在里面空转，发出沉闷的呜呜声，车身抖得像筛糠，最后干脆往下一沉，彻底趴窝。
每到这时，男乘客们——不管是去县城办事的中年人，还是赶着南下打工的后生——都会卷起裤腿，二话不说跳进泥里。
大家弓着背，手掌撑住湿漉漉的车厢铁皮，喊着“一、二、三!”一脚一脚在滑腻的泥浆里使力。
泥水溅到脸上、钻进鞋里，有人脚下一滑，半跪在泥地里，惹来一阵哄笑，爬起来拍拍手又接着推。
等车终于从泥潭里挣出来，大家喘着粗气爬回车厢，彼此打量，从头到脚全是黄泥点子，活像刚从地里长出来的一群泥人。
没人抱怨，反倒是一阵又一阵朗朗的笑声，混着浓烈的土腥气，飘散在彭家村雾蒙蒙的山野间。
那个画面，我记了三十年。
如今，农彭公路早已拓宽硬化，水泥路面像银色的绸带，安静地缠在山间。
私家车多了，安全规矩也严了，当年那种人货混装、挤到变形的老班车，早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每次回乡，看着整洁平坦的路面，看着车窗外飞快后退的整齐村舍，我心里是踏实的，也是欢喜的。
但有些夜里，或是开车等红灯的间隙，我仍会忽然想起那条泥巴路，想起那辆老班车，想起泥水中并肩推车的乡亲。
因为，那一段通行的路、一辆载客的车，是我们那代人的青春本身——笨重、局促、尘土飞扬，却又那样热烈、那样不管不顾地往前闯。
那时的我们，穷得叮当响，却浑身是劲;那时的路烂得不像样，却总觉得尽头一定有光。
老班车早已散架，青春也像车顶的行李一样被岁月卸下。
但那一道道碾在故乡泥土里的车辙，从未被填平。
依然在那里，弯弯曲曲，深深浅浅，像刻在心上的一行行字，写着：我们来过，我们挤过，我们推过，我们出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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